發揮考試的正向功能

今年2月，教育部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2022年職業教育工作重點要實現“五大突破”，其中之一是讓“職教高考”成為高職招生主渠道。3月，“職教高考”作為全國兩會熱點被多位代表委員反復提及，這表明“職教高考”已經成為一項重大社會公共議題。

“職教高考”關注度如此之高，從宏觀上看，其關系到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國工匠的培養；從中觀上看，關系到中國特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穩步推進；從微觀上看，關系到考生及其家庭的切身利益。尤其是在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確立適合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和職業教育發展需要的“職教高考”改革路徑，就顯得尤為重要。

從歷史上來看，“職教高考”作為一項制度探索已歷經30余年，目前處于注冊入學、自主招生、單獨招考、春季高考、對口單招等多元方式并存的局面。如果以考試方式和內容結構來劃分的話，大致可以概括為三個發展階段。最初主要由地市或學校自行探索、單兵作戰，僅僅考核文化基礎和專業理論，此為1.0階段；后來一些省份在考試標準、內容、考點建設等方面實行省級統籌，不僅考核文化基礎和專業理論，還注重專業技能考核，此為2.0階段；2019年以來，國家提出在總結地方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完善頂層設計，這標志著“職教高考”進入了3.0階段。應該說，各地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績，但總體上科學性還有待完善，公平性更很少被關注，相對于普通高考，“職教高考”認可度、吸引力還明顯不足。

作為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職教高考”的科學性是其健康發展的根本，這首先要求研究影響其科學性的內生變量，包括考試制度、考試標準、考試內容、考試方式、考試環境、考試結果評判等，正如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司長陳子季在新聞發布會上提到的，2022年圍繞“職教高考”主要做好三件事，即加強考試制度和標準建設，優化“文化素質+職業技能”結構比例和組織方式，擴大職業本科、職業專科學校通過“職教高考”招錄學生比例，使其成為職業本科學校招生主渠道。

應該說，這三件事體現了問題導向，回應了社會關切。比如，考試制度和標準建設問題，不僅需要從考試學、教育測量學等技術視角切入，還需要從制度層面加以關注，從技術視角來看，關鍵在于職業技能的評價，需要重點解決考什么、怎么考、怎么評等問題。從“考什么”來看，由于職業教育涉及的專業眾多，如果給每個專業課程出一張試卷，命題的工作量將無法估計，必須基于合理的專業類設置考試科目，建立基于專業類的技能考試標準；從“怎么考”來看，關鍵要建立區域層面的標準化考點和虛實結合的綜合實訓平臺，以及基于不同專業特點采取不同的考試方式；從“怎么評”來看，技能考試非紙筆測試能夠衡量，操作過程如何評價，誰來評價，評價的尺度如何把握，這里面都有一系列值得研究的技術問題。從制度視角來看，“職教高考”從考試、招生到錄取各環節都需要加以檢視，如有省份將今年的本科招生計劃由1萬人增加到7萬人左右，這一舉措一方面可能會極大提高“職教高考”的吸引力，但另一方面也會導致“搭便車”問題，最終可能會導致制度失靈、政策失敗。

“職教高考”作為一項兼具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多重功能的開放系統，不僅要關注其內部運行的技術、制度等問題，還要考慮其與外部系統的關系，一些問題僅靠教育系統甚至職業教育系統很難解決。一些人呼吁要打破地域限制，實行跨省招生，鼓勵應用型大學甚至高水平綜合大學參與“職教高考”招生，這里面就涉及諸多政策統籌配套問題，比如本科計劃能否單列，針對“職教高考”渠道升學的學生能否單獨教學和評價，教育部對于這些學校相關專業認證能否單列標準，等等。同時，允許流動人口子女參加“職教高考”，也需要教育行政部門之外的其他部門共同參與配合。所有這些問題既需要頂層設計，又需要考慮現實，在一些細節問題上更需要豐富的想象力和多方協同的體制機制。如此，才能真正發揮“職教高考”這一指揮棒的正向功能，促進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的選拔和培養。

（作者：陳向陽，系江蘇省教育科學研究院職教所副所長、研究員）